老子这一高妙的思想，可以称得上是早期中国哲学的精神自觉。
讲学之义首重孝弟，孝弟之教构成了泰州学者连结良知学说与社会政治的重要取径。黄宗羲儒释之辨的焦点不在心性虚实而在天下国家，佛教作为修身之资并无不可，真正的危险是化身为社会政治思潮的禅门思想。
以学术史眼光审视，《泰州学案》的确存在诸多问题，而从理学政教书的视角观察，这些问题或许存在一种超越史学技术层面的理解——作为整部学案中异端色彩最为浓厚的一案，《泰州学案》包含的政教意义也许恰恰是最为丰富的。只要絜正每一个体，即可平治家国天下，吾身是个矩，天下国家是个方，絜矩则知方之不正，由矩之不正也。泰州思想中与师道相关的另一关键词是时位。明中叶以后，作为官学的程朱理学日渐丧失活力，直至阳明学兴起，指点出‘良知人人现在，一反观而自得，便人人有个作圣之路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13册，第185页）当你的心慢慢静下来的时候，你会遇见远古祖先的大爱、大智、大美，你会和古圣先贤进行生命的沟通、灵魂的对话，真切地感受那远古文明的神奇和温暖。
当你静下心来细细品味《易经》的一卦一爻时，你会惊奇地感受到原来天道距离我们并不遥远。可是，当你换一种阅读方式，当你有恰当的引领，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感受，你会发现原来看不懂的《易经》却可以看懂了。辨清这一点，会使我们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论： 天下主义是一种根据情势变化而采取的涉外理念，以华夷关系为内核，也可称为华夷观念。
[62]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春秋公羊传注疏》襄公二十三年春何休注，第2309页。孙向晨说：中国古代确实讲夷夏之辨，但更强调‘夷狄而中国，则中国之。[153]汪晖：《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》上卷第二部《帝国与国家》，第703页。[128]当代学者指出的封建时代之束缚、压迫，在古代的士人眼中却是一种积极可用的伦理秩序。
列氏之所以这样认为，是因为他把天下等同于帝国。[125]参黄宗羲：《明夷待访录·原法》，《黄宗羲全集》第一册，第6-7页。
孙向晨：《民族国家、文明国家与天下意识》，《探索与争鸣》2014年第9期，第65页。琅琊刻石云：普天之下，抟心揖志。[140]司马迁：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，第236页。[112]陆九渊著，钟哲点校：《陆九渊集·讲义》，第277页。
职是之故，修其道，行其义，兴天下之同利，除天下之同害，而天下归之也。何为君子？《论语·雍也》中曾有这样一种说法：质胜文则野，文胜质则史。五、作为区别特征的礼义：宋代天下观念的中国性 学者曾指出，宋代是一个中国意识凸显的时代[99]。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剧，人们更热衷于讨论民族国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问题了。
俄罗斯对自己民族国家身份的识别始终未能达成一致，具有严重的两极化倾向[44]。也可以在言论、思想、观念层面考察认同问题本身[16]。
徐乐继而指出，陈胜反秦，天下从风，原因在于民困而主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俗已乱而政不修[138]。犹金之在镕，唯冶者之所铸。
《论语·子路》：樊迟问仁。[107] 像石介这样对夷狄采取守势，是宋朝士人的普遍倾向。陆九渊此论建立在其心同理同[110]的思想基础上。[54]程颢、程颐著，王孝鱼点校：《二程集·论语解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1年版，第1136页。在这一阶段，王者需要通过治理京师的大恶先使自身得以正，进而治京师的小恶和诸夏的大恶。详己而先治其国，自厚之谓也。
又，《春秋繁露·俞序》：故世子曰：‘功及子孙，光辉百世，圣人之德，莫美于恕。自觉界定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界限是观念史研究中非常必要的一步。
学界已对儒家的天下观已做了较为充分、详细的考察，但笔者仍希望对此再作审视，厘定其眉目及内涵，并提供一些新的看法。（该部分为笔者增补） [43]于春洋：《英国民族国家的历史建构与身份认同困境》，《西北师大学报》2016年第2期，第72-78页。
[108] 相比于石介在华夷问题上的严肃凛然，南宋心学家陆九渊曾提出一种共进乎仁[109]的主张，希望同天下之人共同守护中国的仁义价值。文言礼，质言性，更新九夷气象的君子应当文质兼备。
饶宗颐还指出，史家对正统的强调，是明人事之真是非，而折中于正（Justice）[21]的工作，所以对史家来说，正比统更重要[22]。[135]阎步克：《政体类型学视角中的中国专制主义问题》，《北京大学学报》2012年第6期，第33页。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中国古代家—国—天下序列中的国家，而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。[68] 按孔子所言，华夏和夷狄存在共同的价值，即文德，其内涵是恭敬、忠信，或谓之仁。
《左传》昭公四年：多难以固其国，启其疆土[94]。陆贾之说表明，先秦儒家对人类共同价值的申述并非偶发之论，非一时一己之见。
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乱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。[119]阮元校刻：《十三经注疏·孟子注疏》，第2703页。
在这个环节中，要治小如大[62]，即应像治理诸夏的大恶一样严格治理诸夏的小恶。当四库馆臣将杨维桢旨在尊宋而抑辽金的《正统论》删去并予以批驳时，乾隆帝却并不以四库馆臣的做法为然。
贵中国者，非贵中国也，贵礼义也。[53]何晏注，皇侃疏：《论语集解义疏·八佾》，上海：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，第30页。孔子谓：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天下秩序则是一个经常在对外关系史领域使用的概念。
《白虎通》卷二《号》篇：仁义合者称王。所以，石介并未主张向四夷传播儒家圣人之道，他只是希望各人其人，各俗其俗，各教其教，各礼其礼，各衣服其衣服，各居庐其居庐，四夷处四夷，中国处中国，各不相乱，如斯而已矣。
若对这一问题进行考察，可以通过民族史、民族关系史的研究来阐述、呈现某些相关的史事。[16]参阅瞿林东主编：《历史文化认同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·代序》，石家庄：河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3页。
关于董仲舒的政治哲学，则可以简要地表述为：政治的长效运作以为政者自身的德行修养为根基，以是否‘爱民作为政治原则，以是否顺民心、是否符合仁义作为社会政治最高圭臬与终极奋斗目标。中国是一个佯装成国家的文明[39]，这个经由白鲁恂(LucianW.Pye)提出的中性论断[40]，在日后被学者扩而充之，他们用文明这个概念解释中国的独特与成功[41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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